目前，针对大规模人群的HP感染率和耐药率研究方法多依赖于Meta分析和系统综述，但存在检测方法多样和入组人群混杂等问题，因此亟需采用单一方法学针对健康人群进行HP感染耐药现状的大规模筛查。
近日，广东省人民医院检验科顾兵教授联合诺贝尔奖得主西澳大学医学院巴里.马歇尔教授（200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通过分析全国26个省份52个地级市的12902名健康受试者研究数据，揭示了我国城市人群HP感染率以及两种常用抗生素，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的最新情况。该研究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Lancet Microbe（IF：38.2）。
胶囊取样线法是一次性无创采集人体胃液样本的简便方法，通过结合定量PCR技术可快速准确的检测个体胃液样本中HP的感染耐药情况（图1）。该研究采用胶囊取样线法联合定量PCR技术进行全国范围内多中心人群的HP感染耐药横断面筛查，旨在了解中国城市人群HP感染率和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的最新情况。
▲图1 基于胶囊取样线法联合定量PCR技术开展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耐药筛查方法学示意图
该研究纳入2023年3月至2023年11月，涵盖全国26个省份52个城市，符合预定纳入和排除标准的12902名健康个体参与。在所有参与者中，有3494人（27.08%）检测为HP阳性，其中男性[1262/4375, 28.85%]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女性[2232/8527, 26.18%] (p <0.001）。在不同年龄组中也观察到HP感染的患病率差异，其中30至49岁年龄段的感染率最高[>27.08%，1872/6459 (28.98%)]，与先前进行的两项独立研究的结果一致。
随后，项目组对HP阳性的个体针对两种抗生素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进行了耐药基因测试，发现HP感染者中1776人（50.83%）对克拉霉素表现出抗药性，其中1202人（53.85%）为女性，574人（45.48%）为男性，女性显著高于男性。
在40至60岁年龄组中，对克拉霉素的抗药性普遍超过50.83% [1149/2105, 54.58%]。对左氧氟沙星的抗药性在1648人（47.17%）中观察到，女性（1094人，49.01%）的频率同样高于男性（554人，43.90%）。在不同年龄亚组中，40至60岁年龄段个体的左氧氟沙星抗药性一致较高[>47.17%，1148/2105（54.54%）]。
研究指出，40至60岁年龄段的个体中，对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的抗药性增加，可能与年龄增长中呼吸道和泌尿道感染易感性增加以及相应抗生素暴露增加有关。同样，相较于男性，女性中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抗药性的高发生率可能与频繁使用这两种抗生素治疗妇科感染有关。
此外，通过按省份划分的城市人群数据分析发现，HP感染率在各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15.03%到42.58%不等，这些数据强调了地理区域与感染率之间的相关性，通常南方省份的感染率较北方和东部省份低。
在抗生素耐药的背景下，克拉霉素耐药率在北方省份呈上升趋势，在黑龙江和吉林分别高达77.08%和77.91%。相反，在南方省份耐药率则相对较低。左氧氟沙星耐药在东部沿海省份较高，而在南方省份相对较低，表明抗生素耐药存在地域差异（图2）。在中国七个地理区域的分析中，结果显示北方和西北地区是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与最近进行的中国大规模家庭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一致。
表1 各省份城市人群HP感染率以及阳性人群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抗生素耐药率
在探讨中国各大区域的抗生素耐药差异时，东北地区以最高的克拉霉素耐药率脱颖而出，达到75.28%。这一数字显著超过了华北、西北和华东地区的耐药率，尽管这些地区的克拉霉素耐药率也超过了50%。此外，关于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东北地区再次展现了最高的耐药率（57.30%），西北和华东地区的左氧耐药率也分别高达51.52%和50.10%。
相比之下，中部地区的耐药率为七个地理区域中最低的39.22%，强调了抗生素耐药存在地域差异 （图2）。HP感染和抗生素耐药在地区间的这种差异可能与地方社会经济条件、卫生条件、医疗设施的可获得性和抗生素使用实践有关。
▲图2 中国城市人群HP感染率和抗生素耐药率的地理差异分析
总之，该项调查发现中国城市人群HP平均感染率为27.08%，明显低于此前对中国总人口估算的44.2%。同时发现，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在中国城市人群中处于较高水平，克拉霉素平均耐药率为50.83%，左氧氟沙星平均耐药率为47.17%，强调了在中国城市人群中控制HP感染耐药性的重要性。这也表明在临床实践中应采用基于药敏测试的HP精准治疗方法可有效提高根除HP感染的成功几率。
本文通讯作者广东省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顾兵教授，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西澳大学巴里.马歇尔教授以及西澳大学幽门螺杆菌实验室主任郑敬元教授；第一作者为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检验科首席研究员王亮教授和广东省临床基因检测中心秘书、检验科临床分子诊断组组长李正康。本文作者还包含参与Chinese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Rates Mapping Project (CHINAR-MAP)全国多中心研究的团体作者（详细名单见文章附件）。本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深圳市“医疗卫生三名工程”，以及广东省人民医院高层次引进人才基金的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