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令人可喜的是：肢端肥大症、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先天性胆道闭锁、原发性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缺乏症和Alagille综合征等86种罕见病均被纳入其中，加上2018年发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121种，目前，我国共有207种罕见病有了“法定身份”。

对于此次罕见病国家目录的更新，相关诊疗专家、病友群组织、相关药企等肯定难掩激动，毕竟，罕见病目录对于提高罕见病的社会关注度、加快罕见病药品注册、获批上市等方面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95%的大多数 让“中国方案”驶入深水区

其实，在世界各国都在密切关注罕见病时，有关罕见病的“中国方案”一直在加速形成并落地生根，特别是自2015年以来，我国罕见病诊疗研究实现了跨越式飞速发展：2015年底，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国家罕见病专家委员会，推动中国罕见病目录的制订；其后，建立了首批国家数据平台集群、国家罕见病注册登记平台、国家罕见病质控中心、国家级罕见病诊疗协作网、首个疑难罕见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建立了首个国家罕见病队列；出版了国家罕见病诊疗指南、教材、专刊；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2018年、2023年，第一批、第二批罕见病目录也分别发布。

不过，根据沙利文&疼痛挑战基金会最近出版的《2023中国罕见病行业趋势观察报告》显示：全球目前已知的罕见病超过7000种。全球受罕见病影响的人群有2.6~4.5亿。中国目前已知的罕见病数量大约有1400余种，据估计，中国的罕见病患者群体已超过2000万，每年新增超20万人，因此中国罕见病群体在国际和国内也愈发受到关注。而欧盟委员会出版物则进一步强调说，在已确定的6000~7000种罕见病中，95%还没有获得批准的治疗选择，而大多数为：超级罕见病。于是，超级罕见病再次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也意味着罕见病难点和堵点正在于此，这也标志着罕见病“中国方案”的改革驶入深水区。

迎难而上 超级罕见病到底“超”在哪？

一种疾病被称为罕见病，不仅仅只是因为其具有发病率低、患病人数少的特点，也与其种类繁多、诊断困难、病情发展多变、治疗手段有限以及治疗费用昂贵的特点密切相关。那么超级罕见病又到底难在哪、“超”在哪呢？

首先，定义超难。

如同罕见病没有在国内被官方定义一样，超级罕见病目前国内对其尚无完整定义，而苏格兰、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则将病率小于1/50000的疾病定义为“超级罕见病”。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无法明确定义带来的直接的后果就是“界限的模糊”，这为患者就医、诊疗在客观上带来了不便，也是超级罕见病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不过，有专家就数量方面提出：目前国内确诊的超级罕见病的患者人数仅数百人，即确诊人数不足百万分之一。和落地治疗人数为数千人的罕见病相比，就此被定义为典型的“超级罕见病”。 

其次，医、患超少。

“比罕见病患者还罕见的是罕见病医生”——这个说法一直在业内流行。根据中国罕见病联盟对38634名医务工作者的调查，有近70%的医务工作者认为自己并不了解罕见病，对于超级罕见病则无需多言。而医务人员的匮乏带来的直接后果：误诊甚至是不可逆的伤害。

罕见病症状复杂且病例稀少，因此罕见病难以被诊断或发现。超罕见疾病就更是如此，在患者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很难设计和招募临床试验，这也给临床诊断和相关疾病知识的普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比如，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 （FOP）就是一种超罕的、严重致残的遗传性疾病。患病率预计达到1.36/1000000，全球患者约900人。据统计，患者平均需要咨询3.3位医生后，经过1.5年后才确诊该病，典型FOP患者平均确诊年龄约为7岁。大多数FOP患者不可避免地饮食无法自理或独立如厕，也无法维持工作，到30岁时，大多数FOP患者需要轮椅和全职看护者的协助，而其中位预期寿命缩短至56岁。2001-2002 年针对国际FOP协会（IFOPA）患者的调查发现：49%反馈因侵入性医疗干预导致创伤后骨化而永久丧失活动能力；接近50%的患者由于接受侵入性医疗而导致永久性残疾。这些都给FOP患者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临床医师往往没有将快速增长的软组织肿块和先天性大拇趾畸形联系起来，导致约90%的FOP患者被误诊。若能结合考虑对称性先天性大拇趾畸形和软组织损害，应该能在出现异位骨化之前就可在临床上建立FOP的诊断，并通过ACVR1基因分析进一步确诊，从而避免促进病情进展的创伤性检查。

尽管，超级罕见病的管理难度非常大，患者群体更难以被找到，但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早在2017年就开始筹建国家罕见病注册系统，在2020年之前就基本建立了完善的中国国家罕见病注册登记平台，“这个国家数据库临床资料库和生物样本库不少于50种的队列研究，总例数至少5万。”这为超级罕见病寻找和治疗带来巨大的便利。而今年2月，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正式成立，也紧锣密鼓不断培养壮大能诊能治的罕见病医师队伍；组织专家团队编写指南，优化临床路径，提高罕见病规范诊断和治疗水平。

再次，药价超高且超少。

“百万孤儿药”是超级罕见病患者必须直面而“望而生畏”的问题。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患者人群的规模与可以进行投资的价格之间存在密切的反比关系。在定价上，包括“超罕见病”治疗药物在内的所有药品价格都会参考一个分式的逻辑：分子是所有的成本加上公司的合理利润，分母是患者人数。以此会得出一个患者一年治疗费用约为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而其原因就是：一方面超级罕见病患者人群比较小，其诊疗技术、医药技术、市场容量就比较小；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容量小，市场回报会偏低，如此也导致其诊疗技术供给不够充分，供给上市的罕见病医药产品往往单价比较高。

罕见病群体合超级罕见病群体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无药可治。而儿科的情况更糟糕。这是因为“对于正在针对成人开发的产品，有必要开发儿科药物”。这导致了儿童药物的开发更加少而又少。

然而，致病基因的发现为治疗方式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是与其他罕见病一样，超罕见疾病药物研发也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像FOP，因为发病率极低，市场狭小，药物研发的困难又多了几分。2023年8月16日，益普生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Sohonos™（Palovarotene）胶囊作为一种维甲酸，用于减少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成人和儿科患者（8岁及以上女童以及10岁及以上男童）的新发异位骨化容量。此前已在加拿大获批上市，并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获得有条件批准。这是目前该疾病领域获批的唯一药物。

“登月思维”下的中国探索：让“超罕”人生  “医有所药，药有所保”

 每一种疾病都应该救治，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科学突破是解决未满足需求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必须解决现有的制度障碍，以便未来的创新能够惠及患者。

今年8月，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显示，通过医保目录准入谈判，已累计将26种罕见病用药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平均降价超50%。叠加其他药品准入方式，目前获批在我国上市的75种罕见病用药已有50余种纳入医保药品目录。然而，全球约有7000多种罕见病，有药可医的仅占少数，且不少药品尚未进入中国，导致“境外有药、境内无药”。

为了保障更多患者实现药物可及，打破百万天价药的用药难题，在2021年，高达70万元/针的治疗脊髓型肌萎缩症药物诺西那生钠注射通过谈判大幅降价进入基本医保目录，为高值罕见病用药的医保准入打开了一条路径，大幅降低患者负担。但超级罕见病的病种繁多，对确诊人数在百人数量级的超罕见病能否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进入医保，则需要进一步的商榷。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全国各地已经对超级罕见病开始了“中国探索”：在浙江、江苏等地，采取的是专项基金模式。以江苏省为例，去年7月，包括戈谢病、庞贝病、法布雷病和黏多糖贮积症IV型等超级罕见病病种被纳入了江苏省医保报销范围。符合条件者最高可获得90%的报销比例，大大减轻了患者和家庭的用药负担；在山东，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之外，采取的是大病保险，配合惠民保、商保、企业援助，也就是1+N多层次保障模式，探索实行了针对罕见病以及超级罕见病患者的特殊用药保障制度。

有国际专家甚至谏言：对于超级罕见病，应以“登月”思维来克服现有重大科学障碍，让利益相关者合作实现共同的突破性目标。据此，有国内专家建议，超级罕见病“需要打造专项谈判、全国准入、省级统筹、专项基金、量价挂钩和风险共担的中国模式”。现在，对于我们而言，最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机地串联医疗、医药和医保，改变原有的传统模式，并将探索出值得推广的中国经验，尽最大可能保障超级罕见病患者的及时诊断与药物的长期供给，尽可能地实现“病有所医，医有所药，药有所保”。